“健康無‘恙’，不要‘蟎’撞”，這是廣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關於防治蟎類傳染病的宣傳口號。
這個良好的願望，並不因爲疾病防控機構的提醒，得到完全的實現。2012年5月下旬，廣佛等地先後出現中老年人被恙蟲叮咬後感染恙蟲病、最終器官衰竭致死的病例。
小小的蟲子，引發巨大的健康恐慌。究竟是什麼原因，使這些南方常見的小動物，成爲死亡的“使者”，它們又是不是我們生存環境中唯一的“致命殺手”呢?
今年5月底，廣州市4位老人因爲被恙蟲叮咬而感染恙蟲病，其中3人最終因多器官衰竭離世。
“恙蟲咬人奪命”一時成爲各地關注話題，“別來無恙”等成語被賦予了新的意思。而廣州幾位不幸去世的老人生前曾經去過的曉港公園，則成爲“禁地”，草坪被圍起來，噴殺恙蟲的農藥也被緊急使用。一場公共衛生危機，逐漸被消弭無形。
就像人們對這件事情關心得快，忘記得也快一樣，恙蟲病從來就不是新發的疾病，也不是類似SARS那樣的人羣傳染性疾病。從1952年開始，我國已經有恙蟲疫情報告，到1985年之前，每年報告的發病數都在1000例左右。此後一直到1990年，每年報告病例數都超過2000例。之後由於全國性的恙蟲疫情報告取消，再沒有準確的數字。
此次出現恙蟲病病例的廣州，其實是這種病的“老家”。1948年，正是在廣州，中國學者首次分離到恙蟲病的病原體。1958年，廣州地區經過努力後，基本控制了恙蟲病的流行。但近年來，該病例有重新擡頭的趨勢，幾乎每年都有恙蟲病的報告，但叮咬致死的案例並非每年都發生。據廣州市疾控中心羅雷博士介紹，廣州市從1995年開始，對恙蟲病又開始了系統的監測，其中近年來最集中的一次爆發在2006年。
羅雷說，所謂的恙蟲病，其實應該稱作“叢林斑疹傷寒”，是通過恙蟲傳播的一類疾病。這類病既不同於普通的病毒感染，也不是細菌感染，而是一種被稱作“立克次體”的微生物感染後引發的身體病變。而且引發恙蟲病的，也不是傳統的立克次體，而是一類後來被稱作“恙蟲病東方體”的病原體。
恙蟲是這類疾病的唯一傳播媒介，但並非所有的恙蟲都會傳播恙蟲病。據羅雷介紹，傳播恙蟲病的其實是恙蟲的幼蟲，也就是恙蟎。“恙蟎之所以會傳染恙蟲病，原因就在於它在自然界的寄主攜帶恙蟲病東方體”。而這類病原體，在南方地區，多存在於鼠類身上，鼠類，恰恰又是恙蟎主要的寄主。
“由於第一代恙蟎寄生在鼠類身上，產生的蛹裏攜帶了恙蟲病東方體，等待其成熟變成恙蟲產卵後，孵化出的第二代恙蟎，這些恙蟎如果繼續寄生在鼠類身上，則沒問題，如果叮咬了人，則會傳播恙蟲病”。也因爲如此，羅雷說，控制恙蟲病的發生，關鍵就在於滅鼠和殺蟎，同時在戶外活動時，應注意個人防護。
恙蟲病東方體之所以能致命，原因就在於“它是細胞內寄生的病原體”，南方醫科大學公共衛生與熱帶醫學學院鄭學禮說，這相當於人體內原有的抗體對其不能產生有效的作用，要產生細胞內抗體才行。雖然使用抗生素能抑制病原體的危害，但“由於細胞膜的滲透性較差，不能及時產生效果”，所以基礎免疫能力較差的中老年人，有可能因爲恙蟲叮咬致命，而即便是免疫能力強的人，叮咬後也不免留下一個“焦痂”之類的記號。
“走南闖北”
在溫暖潮溼的廣州，各類蟲子給居民帶來的煩擾可謂不勝枚舉。蚊、蠓、蝨、蚤、蜱、蟎等幾乎都存在於這片土地，其帶來的皮膚瘙癢、過敏性皮炎、傳染性疾病等時有發生。大多數時候，我們對這類生物早已見怪不怪，只有當出現登革熱、乙腦或者是少見的恙蟲病、新型布尼亞和人粒細胞無形體病時，纔會猛然驚覺：原來這些小蟲子如此可怕。
其實對於這類生物傳播疾病，在流行病學上，有一個更爲概括的說法，即蟲媒傳染病。均是因爲上述的蚊、蠓、蜱、蟎等“節肢動物”叮咬過後而感染髮病的一類傳染病。據鄭學禮教授介紹，蟲媒傳染病最大的特徵是，媒介(即各類蟲)以生物性傳播或機械性傳播的方式，將病原體從宿主動物傳給健康動物或人類，從而引起的一類傳染性疾病。
這類傳染病其實非常常見。比如廣州常見的伊蚊，就是登革熱和黃熱病的主要傳播者，而按蚊，則是瘧疾何絲蟲病的傳遞者。即便是恙蟲病的學名中那個“斑疹傷寒”，其實還有蝨、蚤等也能傳播，只是其臨牀特徵有異於恙蟲病而已。當然，這其中，最“厲害”的，仍屬近年來“暴得大名”的蜱。
在未因爲叮咬人致死而“暴得大名”之前，蜱蟲更多爲東北林區的人們所認識。在那裏，它被稱作“草爬子”，與它對應的疾病叫做“森林腦炎”。小時候在內蒙古牙克石市生活的邵先生對此記憶猶新，“我們進山採蘑菇，都得全副武裝，碰到草叢什麼的都要小心翼翼，生怕被‘草爬子’咬了。下山回家，得趕緊換衣服，看身上有沒有蟲子，或者被咬的痕跡，如果有，就要趕緊去林區治療森林腦炎的專科醫院就診”。
而同樣是蜱蟲，在四川，人們更多的將其稱爲“牛蝨子”，因爲這類生物，喜歡在諸如牛等毛髮密集的動物身上寄生。曾在阿壩州林業部門工作多年的張先生說，“我們進山，一怕螞蝗，二怕‘牛蝨子’。‘牛蝨子’咬了人過後雖然不會生病，但很難拔下來，很討厭”。
在東北和四川，蜱蟲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評價。原因就在於雖然他們都姓“蜱”，但“蜱性”卻並不完全一致。東北的蜱蟲多是“全溝硬蜱”，它們正是森林腦炎的主要傳播者，也是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國內防控蜱蟲的主要對象，直到河南出現蜱蟲攜帶新型布尼亞病毒。而四川的蜱蟲多是“龜形花蜱”之類的南方種，除了“嗜血成癖”以外，倒也不易出現大害。
實際上，各類具有叮咬特徵的節肢動物會否對人體健康產生危害，其主要原因正是取決於其生長的環境。如果其所處的地區，恰好有某一類病原體的分佈，這一地區就被稱作“自然疫源地”，這些地區生活的這類蟲子，就是潛在的病源傳播者;而如果這一地區沒有該類病原體的分佈，那這些蟲子的存在，頂多也就是“討厭”一點而已，不至於危及生命。
遺憾的是，同屬於分類學上“蛛形綱”的蜱蟲和恙蟲，現在幾乎已經在全國都有分佈。蜱蟲更有多達100多個品種，其中大部分均能傳播各類疾病，比如森林腦炎、出血熱、迴歸熱之類的傳染性疾病。而恙蟲，則也早已跨過上世紀80年代之前的北緯31°線(之前主要在南方地區有恙蟲病)，據羅雷介紹，現在在長江以北的多個省份均出現過恙蟲病病例。“蛛形綱”裏的各類蟎蟲，更是多種皮膚過敏乃至部分呼吸道感染疾病的罪魁禍首。
而對於南方地區，登革熱、乙腦等蟲媒傳染病，則將是持續的防控重點，鄭學禮說，雖然大規模爆發的可能性不大，但徹底消滅的可能性也很小。
無法消滅
和進入東北林區，知道它是森林腦炎的“自然疫源地”，可進行鍼對性的防護不一樣，局部爆發的恙蟲病、登革熱、乙腦等疾病，幾乎沒有確定的“疫源地”，而一旦流行，也只能對這些地點進行治理，對外圍進行防控。但你依舊無法預測，在什麼時候、什麼地點，可能碰上這類輕則使人看似“感冒發燒”，重則讓人多器官衰竭而亡的蟲子。
這些疾病不能徹底消失的原因，首先是自然疫源地的存在。我們的防控工作，則多是集中在對媒介生物的防控上，而一旦這類媒介生物的數量反彈，疾病再次流行的可能性就迅速增加。尤其是多種蟲媒傳染病的動物寄主是極其難消滅的鼠類。
廣州市曉港公園的恙蟲叮咬事件發生後，專家們一致認爲，主要是因爲這裏的恙蟲寄生過的鼠類攜帶恙蟲病東方體。但這些鼠類從何而來，爲何造成局地性的恙蟲爆發，則不得而知。而防控措施，也是臨時加大滅鼠力度，同時在公園內消殺恙蟎。但和老鼠接觸比較多的貓，也可能成爲傳播的途徑。羅雷等在曉港公園的調查就發現，該地平時有很多貓活動。
從上世紀全民“除四害”開始，我們與老鼠、蚊子、蟑螂等“親近”人類的動物之間幾乎從未停止過“戰爭”，但結果往往是“此消彼長”，甚至提高了這類動物的生存能力。以鼠類爲例，廣州市近年曾多次爆出鼠患的消息，比如楊箕村等城中村改造時，就曾造成鼠類臨時“大遷移”，在多個餐飲業集中的地段，老鼠更是大搖大擺的出入於下水道通道等場所。而它們是否攜帶病毒，或者會否通過蚊子、恙蟲等媒介生物傳播給人類，沒有確切答案。
而這一切的變化，最終仍要歸因於環境的變遷。鄭學禮認爲，廣州近年多次發生登革熱疫情，就與城市環境的改變有一定的關係，“環境影響蚊蟲感受態主要涉及溫度、幼蟲營養、病毒感染劑量等”，“廣州市登革熱疫情的發生，除了流動人口增加以外，是否與廣州的城市化建設，城中村等蚊蟲孳生環境改變，引起白紋伊蚊對登革病毒感受態變化有關，值得研究。”
而另一個值得擔心的因素則是氣候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極端天氣增加。鄭學禮說，已有多項研究證明，由於氣溫升高，全球不少地區已經出現蟲媒傳染疾病流行範圍增大的案例。在中國，也出現了恙蟲病“北移”的現象。而局地乾旱等極端氣候，更可能造成昆蟲的大爆發，繼而引發相關蟲媒傳染病的爆發。
對於各類蟲媒傳染病的防控，羅雷介紹有三個方面，即環境防治、化學防治和個人防護。在我們不知情的情況下，“最好的防護就是，在戶外，不要讓蟲子接觸到你的身體”。雖然“在及時發現和救治的情況下，恙蟲病等蟲媒傳染病的病死率在1%以下”。(譚萬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