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56歲的維羅妮卡回憶起她的童年生活時，仍然對母親的憂鬱記憶猶新，“就好像油畫上的一塊陰影”，讓她每每想起都歷歷在目。
“她從不去拜訪朋友，因爲她覺得跟他們沒什麼話可說;她從不去看電影，因爲她覺得電視上的好片子已經足夠多;哥哥取得了好成績她也不會爲此慶賀，因爲她覺得他還可以做得更好。總之，在母親眼裏，什麼都不夠好，什麼都不能讓她滿意。”在經歷了一段心理治療後，維羅妮卡意識到，母親的頹廢、缺乏自信和總覺得自己失敗的意識對她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改變了她的性格。
“我一心想要讓她散散心，緩解她的情緒，傳遞給她生活的樂趣。”維羅妮卡說，“但是，我發現不管作出怎樣的努力，母親永遠是憂傷的。而我在成年之後，也進入了這種‘黑暗’的階段，這種抑鬱的情緒彷彿比積極的情緒更讓我覺得熟悉。”
跟一個性格憂鬱的人一起生活，也會產生消極、“對什麼都沒有興趣”的情緒。這種“翻轉”的現象引起了心理學界的關注。
弗朗索瓦茲是“法國-抑鬱症”心理諮詢機構的熱線電話接聽員，同時也是抑鬱症患者親屬談話小組的主持人。在從業的8年裏，她經常發現這樣一個事實：“抑鬱症患者的親人們會漸漸地忘記患者需要自己的支持，而一點點地變得和這些患者相似。”
更有觀點認爲，抑鬱症是一種“傳染性”疾病。而對於弗朗索瓦茲來說，“這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實際上，這種‘病情傳染’是在與抑鬱症患者共同生活過程中，經過很長一段時間，一點點堆積起來的，其發作也是在很長時間以後。”
2013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其實並不是一種情緒忽然從一個人身上傳遞到另一個人身上，而是一種思維方式的逐漸傳遞，心理學家將之稱爲“認知的脆弱性”。“認知的脆弱性”會影響那些對生活壓力抵抗能力差的人，使他們傾向於將負面的事情解讀爲是自己不能改變某些因素而產生的結果，從而認爲自己缺乏能力。
進行這項研究的醫學人員假定這種“認知脆弱性”在生活發生較大變化時會表現得更加突出，於是對一些剛開始與室友合租的年輕學生進行了觀察和評測，結果發現，那些與有“認知脆弱性”的人同住的人也會逐漸受到影響。
抑鬱症患者的親人面臨着巨大挑戰：他們要守在抑鬱症患者身邊，幫助、支持他們，同時又要預防後者製造出的大量的“黑暗的思想”。弗朗索瓦茲指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抑鬱症患者的親人必須具備“高度精確的機械性能”。弗朗索瓦茲說：“一方面，他們不能將注意力完全傾注在患者身上;另一方面，他們又得懂得聆聽患者的訴說;既要守在他們身邊，又要懂得適度的逃離，讓自己在別處充電;在和他們說話時要學會有分寸地引導，並且選擇正確的時間，因爲他們非常敏感，很容易被觸犯……”事實上，和抑鬱症患者相處就像是在練習走鋼絲，需要每日重複地練習。
正因如此，在談話小組裏聽別人講講他們的經歷和感受，聽聽那些有過同樣經歷的人分享經驗，對抑鬱症患者的親人來說是最基本的功課。弗朗索瓦茲解釋說：“和抑鬱症患者一起生活時，會遇到許多感到困擾的問題，例如‘我是否給了他足夠的安慰和支持’‘我對他說話的方式是否正確’‘病人這段時期的病情好轉狀況是否會持續下去’，等等，在這裏都可以得到解答。”
弗朗索瓦茲說：“事實上，另一個人的憂鬱會迫使你去更加深入地認識自己，更多地去思考你究竟是誰，尤其是在患者面前，你會更加註意對自己情緒的管理。”
對抑鬱症患者親人來說，另一個大有裨益的功課是被弗朗索瓦茲稱爲“放低門檻”。她總結說：“慢慢地，人們會學會享受日常生活中的小幸福，類似於去加勒比海度假這種高級享樂計劃並不適用於抑鬱症患者。與抑鬱症患者一起計劃這種事情很快就會遭遇失敗，而患者則會因此產生罪惡感，這時，如果親人表現出了失望的情緒，患者的病情則會更加嚴重;相反，與患者一起快樂地做一頓飯，或者看一場輕鬆幽默的電影，纔是真正的幸福之源。”
